建国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论和实践，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区域经济70年的理论探索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我国区域经济管理研究

1、1953—1957年的“一五”阶段

这是区域经济管理研究在我国发展的阶段。主要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理论是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专家们一方面翻译介绍了一批“区域学派”和“经济学派”的论著，一方面参加了全国许多区域的考察与规划工作，这两方面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管理理论的形成。建国之初，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孙敬之，提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布局，并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地理学》教材。之后，经济学专家王守礼，周起业等人也翻译了苏联学者费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生产配置》一书。对我国的区域经济管理研究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1958年—1964年“大跃进”和经济调整阶段

这是我国区域经济管理研究在我国进一步提高的阶段。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指导思想是地区综合发展论。从1958年起，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主观意识作用被夸大，“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发生。1958年3月，毛泽东在天津视察工作时指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管理研究没有考虑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区域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被人为割裂，只是强调区域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区域经济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导致了区域产业趋同化，阻碍了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进程。

3、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受国际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主要是“三线”建设布局。对此，人们观点不一。

第一种是基本否定。一方面，从经济角度看，建设三线战略后方的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在沿海搞建设的经济效益，大量的投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认为三线建设是宏观决策上的失误。认为，虽然国防因素对生产力布局有重要影响，但是不能作为独立的布局原则，必须和其他原则结合在一起考虑，不能只考虑国防因素。

第二种是有得有失。三线建设建立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大中型军工企业，成为长时期内实现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重要技术力量。但是也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首先，是生产力布局西移步子仓促，份额过大，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其次，生产力布局与客观经济规律相悖，生产力的配置没有以优势区位为选择标准，而是搞“山、散、洞”,使得建设周期拉长，工程造价增加，投资效益下降。一些不得不要搬迁出来的企业，费用负担沉重。

第三种是利大于弊。认为三线建设是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偏重沿海、工业布局与资源布局严重脱节的状况。对于建设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防止侵略战争；对于改变西部地区贫困落后面貌，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作用。虽然三线布局“山、散、洞”有不少毛病，但从总体上看，布局是合理的。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管理研究

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管理理论的研究领域也不再局限于生产力布局理论，而是积极借鉴吸收多学科领域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尤其是西方相关理论成果开始引入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学者在研究制定国家区域政策方面取得了几个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区域政策的研究

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认为，区域经济政策是一种国家干预政策；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区域经济。当中也有人认为，区域政策是针对具有特定问题或特定地区采取的差别政策。也有人认为，区域政策是指中央政府为推动和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调控区域经济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说法不一。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最终会对区域经济政策的内涵给出一个比较统一的解释。

2、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的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人曾主张以产业倾斜取代地区倾斜。事实上，任何单向控制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并带来负面效应。为有效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应采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相结合的“双坐标定位”，即做到产业政策区域化和区域政策产业化。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就其着力点而言，两者又是有差别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协调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力求采取多种措施，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3、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

公平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二者很难兼顾。因此，区域政策的目标也可以理解为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那应该以追求效率为主还是以追求公平为主？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必须把追求最佳宏观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经济效益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不集中力量提高经济效益，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也有人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两个对等的概念，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制定区域政策时应注意二者的结合。既要考虑整体效益，又不能过分拉大区域间的差距，应控制在最佳结合区间，既不失效率，又照顾公平。

二、我国区域经济70年的实践之路

（一）均衡发展战略（建国初——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生产力布局畸形，工业主要集聚在东南沿海一隅。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长时期实施向内地推进的平衡发展战略，国家投资重点布局内陆地区，先后出现了“一五”时期（1953—1957）、“三线建设”时期（1966—1975）两次大规模向内地推进的投资高潮。

均衡发展战略——指区域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共同发展，或指地区生产力平衡发展的一种战略。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平衡内地与沿海，集中力量建内地；二是建立独立的地区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这种战略改变以了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但也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实施平衡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配置理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过去我国的工业70%都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现实依据是出于备战的国防安全考量。实施平衡发展战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实施效果利弊并存，“利”表现为推动了内地工业化，促进了内地经济发展；“弊”表现为片面追求平衡发展目标，制约了沿海老工业基地发展和潜力发挥。

（二）非均衡发展战略（1979年——1991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各种经济理论的传入，我国经济学家提出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思想。非均衡发展战略——就是在一定时期有重点，有差异地发展经济，待重点地区经济发达了以后，再去支援非重点地区，最终促使整个区域均衡发展。主要有梯度推移战略、点轴开发战略、东部地区重点开发战略。

梯度推移战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理论让有条件的高梯度的地区先发展一步，逐步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地区推移。结果使得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

点轴开发战略，对轴线上的若干点—中心城市进行重点发展。例如：有选择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该理论被广泛应用。

东部地区重点开发战略，首先在沿海开放地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率先把沿海地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范”，后被概括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两头：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都放到国际市场上。大进：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该战略加快了沿海地区外企、合企、乡镇企业及个体经济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对中西部也起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确实是非常正确及时的。但事实是，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沿海地区加工企业的大量倒闭，出口受挫，使大家看清了这条牺牲国家根本利益，“大进大出”战略是一条错误战略，至少是短视战略，弱不禁风。

总体来说，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扩大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省省之间，2007年上海市人均GDP是贵州的9.7倍，美国50个州，人均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只有1倍。与美国相比，我国经济区域的不平衡状况十分尖锐。即使在一个省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是惊人的，像广东、江苏、陕西，省内县、市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差幅都达10倍以上。

在高等学校的分布上，也有显著的差异。100强大学中，东总沿海地区占62所，优质大学集中在京津唐和长三角两个地区。中部占22所，西部占16所。贵州、安徽、河南三省高校薄弱。

（三）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1992年——2011年）

采取重点开发形式，在资源分配上和政策投入上，向重点开发地区和重点产业倾斜，必须以保持地区间和产业间协调发展为前提。其核心思想是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这种战略是我国当时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地区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缓解了地区之间发展的矛盾，对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综合协调发展战略的新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的一个重大建树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它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发展理念之一，又是推进各项工作的一个具体要求。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在宏观和战略层面，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在协调发展中拓展发展空间；在微观和战术层面，必须统筹兼顾，着力补齐发展短板、克服瓶颈制约，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坚持协调发展的一项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此，要站在全局高度认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区域发展不平衡会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必须牢固树立不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重大任务，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关键领域“填平补齐”；积极探索抑制地区差距扩大、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制度举措，通过市场和政府的有机协同，形成动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内外统筹，先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着眼于实现一体联动和重点突破相统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三大战略取得了显著进展。在三大战略的引领下，以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正在全面形成。

在着力实施“三大战略”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创新区域发展政策，完善区域发展机制，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

扶持特殊类型困难地区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特殊类型困难地区跨越发展、转型提升，着力补齐区域发展短板。

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专门制定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大力推动赣闽粤原中央苏区、陕甘宁、大别山、左右江、川陕等重点贫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积极支持沂蒙、湘鄂赣、太行、海陆丰等欠发达革命老区加快发展。

推动民族地区健康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培育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进一步强化对口支援和帮扶。

推进边疆地区开发开放。制定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指导意见，建立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建设对外骨干通道，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建设，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边疆地区发展进一步加快。

大力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出台了推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规划和培育转型新动能指导意见，安排资金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扩大就业，一批资源枯竭城市实现了转型发展。

积极推进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在强化体制创新、尽力化解剥离相关历史负担的同时，加大政策和资金帮扶力度，开展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工程，支持独立工矿区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接续替代产业平台，探索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促进生态严重退化地区保护发展。进一步实施退耕退牧还林还草等措施，探索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推动开展区域间、流域间生态补偿和水环境补偿试点，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为地区生态恢复与保护提供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保障。